自古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如今是“朝中有人好逃税”。不说下场毛毛雨就是水灾，三天不下雨就是干旱数月，能征税粮六成者的县官都能得到优评。

亦是如此，纵使江浙是富得流油，拥有百万家财者不在少数，但征收上来的税粮却是越来越少。

现在对江浙富户进行追讨，确实能够增加大明财政的收入。只是这个办法亦有弊端，那就是会致使当地官府逼迫贫穷之家，从而衍生家破人亡的惨境。

正是如此，兵科给事中刘体乾上疏反对征收旧税粮，搬出了苏轼的观点“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矛头直指老生常谈的冗吏和冗费二项。

这冗吏并不是什么书吏，而是公务员的泛指，指那些领取朝廷俸禄的人员，即所谓的“害财者”。

列举出来的数据亦是耸人听闻，汉代七千五百官员，唐代一万八千官员，宋代权冗至三万四千官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超八万员，加上文职共达十万余。

“今边功升授、勋贵传封请封，机构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等等，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令各部，请革冗滥，将可减俸银无数。”

矛头直指这些被誉为“害财者”的公务员，然而到户部进行商议这个方案时，却没有将矛头指向官员、勋贵、厂卫等，而是请汰“各监局人匠”。

大明的工匠可分为轮班工匠、住坐工匠和军匠三大类，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地方的轮班工匠，而住坐工匠和军匠则是服务于朝廷各类衙门和军卫所。

前者的人数众多，且是自食其力，暂且不提。而后者便是此次朝廷要“征讨”的对象，因为住坐工匠和军匠都有着月粮或直米的待遇，朝廷要进行供养。

洪武十一年，朝廷明文规定：“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给柴、米、盐、菜，歇工停给”

洪武二十四年，全国经济已经恢复，进一步规定：“凡在内府役作的工匠，量其劳力，日给钞贯”。

永乐十九年，朝廷另又发出了一个按月支粮的法令：“令内府尚衣、司礼、司设等监，织染、针工、银作等局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粮三斗，无工停支。”

……

当下的工匠待遇有月粮和直米的分别，月粮是按月发给的，只要有名额，并按规定服役，就得享受，月粮由工部支付。直米则是计日发给，在工有米，由光禄寺支付，等于伙食津贴。

只是这些服务于各衙门的工匠，其实亦是过得不容易，他们都是凭着技艺而获取廉价报酬的普通百姓，为大明或是建房，或是造船，又或是造炮等，但如今却成为了大明财政问题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