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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与勋臣、与文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就勋贵而言,皇室一直对勋贵委以重任，五军都督府的掌印是勋臣，京军主力十二团营的总兵是勋臣,漕运、两广、湖广的总兵也多委任勋臣,就连云南、甘肃等边陲之地,也是由勋贵世代镇守。

此外，皇帝的亲卫锦衣卫也多挑勋贵弟子担任。世袭军官在普通军队中也占据了半壁江山。皇室内部的册封礼和祭祀礼也会要求勋贵出席。宗室贵女也多与世家大族联姻。这些军功贵族,早就与皇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然而,有联系并不代表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始终一致,归根结底,皇帝是天下人的皇帝,他为政要从公出发,否则就会国运衰颓,宝座不稳。可大部分勋贵经历了这么些代,早就忘记了祖辈反抗暴/政的初心，他们事事都以私为目的,当皇帝举措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举双手赞成,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那他们就会立刻拖后腿。

就文官而言,这些经过科举制选拔上来的儒家精英是君主统治的根基。他们对君主的忠心毋庸置疑，毕竟儒家最高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必须要有一个圣君的角色。然而，忠心也不代表事事依从，他们中优秀的成员，一方面拿着纲常伦理、祖宗成法约束皇帝，一方面极力扩大文臣的职权范围,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尽忠，为主效命，但落在任何一个皇帝眼中都是大权旁落，必须要制衡。至于他们中卑劣的那部分人，则和勋贵、内臣一道，拼命以权谋私，以公肥私，将整个大明官场，搅得是乌烟瘴气。

在这样的基础上，君主对待勋臣和文臣的策略就势必是依时、依地、依事而变，看似矛盾，可根本却都是为了维护统治，拱卫皇权。就在正德一朝，三者之间的联系就发了两次逆转。朱厚照初登基时，采取扶持勋贵，打压文臣的策略，就连都御史戴珊家的惨祸，也被他生生按了下去，就是为了维持文武制衡的稳定局面。

可后来，高层文官们渐渐转变了策略，他们愿意扶持平民武将来掌控兵权，这又合了朱厚照的意，随着东官厅的设置、王守仁的大放异彩，皇帝又逐渐和文官靠拢起来，站到了世家大族的对立面。

特别是这两次，勋贵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在汝王世子一案中推波助澜，在李越巡边事中暗自运作，都是在削弱文官的力量，生生将文臣们往皇帝的船上推。这种时候，已然明白了烹小鲜之道的朱厚照，又怎会不抓住机会，把人绑在自己的车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