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赴任前先是跑到伦敦，与英国外相克拉兰敦会晤，希望下次修约时，三国依然能联合出动。克拉兰敦完全同意，并且表示，一旦与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他会让英国驻华海军开到直隶以示支持。伯驾又跑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晤，后者表示，他无保留地赞同伯驾所提出的法国军舰开进直隶湾的建议。获得英法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后，伯驾于年底到达香港上任。

伯驾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英法公使们碰头，交换修约意见。１８５６年１月１９日，伯驾照会叶名琛，要求在省衙门会见总督，并且面递国书。十几天之后，也就是１月３１日，叶名琛回复伯驾说他没有时间和他们谈论这件事情。

３月８日，伯驾再次照会叶名琛，请他再订个见面日期，声言除了呈递国书外，还要面商五口之事及其他要事，叶名琛不理睬他。５月２日，伯驾第三次照会叶名琛，提出修约上京等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叶名琛根本没理他，迟至６月３０日才回复说：你的意思我转奏皇上，关于北京，劝您还是别去了。前年麦莲在大沽，不就被撵回来了嘛，你此时再去，更没用了。

伯驾恼怒异常，但是英国公使包令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认为美国人提出的条件实在是太傻太幼稚了，这在英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美国人给大清提出了五个条件之中，其中第四条为“普遍的舆论自由”。第五条为“一切法庭的改良。”

一旦后两个条款执行了，中国就走向民主自由共和了，满清政府如果真的答应了，除非皇帝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

在英国人看来，要想迫使满清政府答应一切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用军舰和大炮让满清朝廷之止屈服。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８日上午，当划艇“亚罗”号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上时，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四十人登船拿匪。船上有中国水手十四名，梁国定拿下十二人，押往他的巡船之中。

按照道理来讲，中国官兵拿中国嫌疑犯，本是很简单的事儿，纯属内政。但是亚罗号的暧昧身份，使得这事儿空前复杂起来。

这条船的船主虽然是中国人，但雇佣的船长却是外国人，名字叫做亚罗，亚罗由此而来。

这船先被海盗抢走，后来又被民团拿获。民团把它转卖给广州一家公司，公司花钱修理后开到香港，卖给了另一个中国人方亚明。方亚明以自己的名字在香港注册此船，取得了营业执照。他雇佣一个名叫托马斯.肯尼迪的英国人做船长，这样，拿着香港执照，雇佣英国人做船长，船头挂米字旗，亚罗号就俨然英国船了，理论上享受英国政府的保护。

中国千总梁国定没想那么多，听人举报，亚罗号上有水手是匪，就直接登船去捉拿了。船长肯尼迪制止他拿匪，不成，遂向厦门领事兼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报案。

巴夏礼一听后，认为中国官员太荒唐：第一，这船是在香港注册的，理论上是英国船，享受英国保护；第二，即使船上有中国嫌犯，按照中英《虎门条约》，华官也得照会英官，不能随便捉拿。

于是他跑到事发地，要求梁国定按条约执行，把嫌犯带到领事馆去审讯，审讯确实后由英方引渡给中国。梁国定拒绝。而且双方争执间，巴夏礼挨了梁国定手下人一个嘴巴子。就这么一个嘴巴子让战争的阴云笼罩到广州上空了。

巴夏礼很快在回去之后给叶名琛发去一封照会，提出陪礼道歉等四条要求，并且随后又发出了所谓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接受英方全部要求。

离最后期限还有一个钟头时，叶名琛把十二名水手全送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满足巴夏礼的其他要求，巴夏礼仍然拒绝接收，并且待期限一到，就把问题提交给了英国海军。时间是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２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