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代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荒马乱、藩镇割据或者王朝更替的时代，自然不是偶然的。当然。文学不等于生活，这里掺入许多作家想像的成分。但史书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不也掺入史家主观评价的因素？而很少考虑‘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时间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史书迷信’，以为‘史书’就是‘历史’本身。”

“大胆！”

“胡说什么！”

“要尊重客历史。不要信口雌黄！”

邓铮话音未落，农黎等好几人便争先恐后地出言呵斥，仿佛他刚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语一样。

倒是在座不少专业搞历史的或若有所思，或暗自点头。

同学们一看有大争议，精神齐齐一紧。

媒体记者则是极为兴奋激动，噼噼啪啪。咔嚓咔嚓，键盘声与快门声齐飞，生怕错过任何一点细节。

邓铮不理农黎他们，自顾自道：

“……尽管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所著《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司马迁照样有自己**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选择‘不轨于正义’并为当朝所诛死的游侠作传，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代主潮意识型态的价值取向？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