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由于投稿人数的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中的利益不好平衡。C组是因为和录取无关了，所以投稿人数不多，奖项关注度也低。

但这一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初赛投稿数量创了新低。

所以这次于华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既然我们这届比赛已经和大学录取无关，那么为什么还要设立一个硬性的奖项数字或者比例？一等奖完全可以空缺。达不到标准就不给嘛——谁说比赛一定要有一等奖。”

李启刚急了，争辩道：“要是没有一等奖，怎么和学生还有家长交代？媒体那边也说不过去啊！我们赛后还要出版比赛的作文集呢，没有一等奖像什么话？”

毕飞雨道：“不要老想着要给谁交代。写的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我们中很多人这次还肯来做这个评委，就是因为看到比赛现在和录取脱钩了，我们觉得少了这一层利害关系，说不定真能多淘出点真金来。”

张潮也补充道：“比赛不仅要做好一等奖空缺的准备，也要做好临时设置特等奖，或者其他奖的准备。真的有特别优秀的选手，那就应该让他得到应有的荣誉。”

这番话也赢得了评委们一片赞同。

赵常田一槌定音道：“我们这一届，就不预设任何奖项该有多少人得奖了！我们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新理念作文大赛’，不是排排坐、分果果的比赛，要真枪实弹、真材实料！”

1天以后的下午1：30，复赛正式开始，时间仍然是3个小时。

这次复赛的人数依旧是220人，虽然大部分还是A组和B组的学生，但比例已经有所降低，而C组的人数却创了历届比赛的新高。

复赛的题目，评委们也是在比赛开始后才知道的——

第一道题，材料作文，要求以一个盲人的视角，续写材料中他在火车旅途中的感知与故事。

第二道题，命题作文，题目“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应该说这两道题从出题角度来看，还是能体现一定的“新意”的。第一道题限定为盲人视角，那么就剥夺了文学中最常见的视觉描写。所有参赛选手都非盲人，又要求他们从盲人视角来续写故事，对想象力和共情力都提出了相当的考验。

第二道题，考察的是参赛者的“真诚”。“农民”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是中国文学中被刻画、描写得最多、最深刻的形象，没有之一。评委中就有很多以描写农民和农村出名的作家，例如毕飞雨。

所以选择这道题的选手，如果在行文中表现出某种浮夸、虚伪，那么迅速就会被评委识破。只有以极大的真诚来写作，才可能赢得认可。

评委室里，张潮看完这两道题目，笑着对于华说道：“让我来写第二篇，也觉得挺棘手的。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完整经验，观察到的‘农民’也以县城里和周边的菜农为主，确实感受不深。”

于华道：“其实从题目角度来看，每一届新理念大赛都做的不错。我还记得我参加第一届评审的时候，是一颗被咬过的苹果……”

下午4点半，复赛正式结束，作文做好姓名密封以后，被送到了各个评委的桌上。

复赛作文一共只有220篇，评委人数却有近20人，本来应该挺快的。但是因为要反复交叉评审，每一篇被留下的和被淘汰的作文，都要经过至少四五个评委的审核，所以进度也是极慢的。

张潮第一次当评委，体会到了其中的难处。与上一世的“流水阅卷”不同，“新理念作文大赛”的很多选手从文字表达上来看，已经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个人写作风格，不能简单用“好”或者“不好”来概括了。

不过令很多评委欣慰的是，这届选手中明显少了许多故作深沉、故作叛逆和故作忧伤，文字朴素、内容真实的作文占据了主流。

当然，争论总是不可避免的

“你看这个肯定是离题了呀，这个开头——‘我熟悉的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工’。农民工本质上是工，而不是农，他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城市里售卖获得酬劳，与农民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

“你懂什么‘农民工’？‘农民工’从精神层面上来讲，仍然是‘农民’。他们遵循的是农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老乡们聚居，极度的节俭……所以这篇作文没有离题，应该高分。”

张潮也看到不少让自己“为难”的作文，例如一篇写第一道题的作文，作者选择以“假盲人”的视角续写材料，写了一篇悬疑故事，直到最后一刻“我”摘下墨镜，才真相大白。

故事写得不错，但是“假盲人”算不算“盲人”视角？张潮选择给了高分，但是其他评委却将之淘汰，两人之间不免又是一番口舌。

类似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评审过程。没有了高考特招以后，评委室里，也没有了各个高校派来的“督战员”，评审的氛围轻松了许多，大家也更能够畅所欲言。

休息的间隙，赵常田对于华道：“吵成这样的评审现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

于华笑道：“这才是真的在评选作品嘛！赵老师，你不觉得张潮其实是做了一件好事吗？这一届的学生，真有种让我看到中国文学未来的感觉。”

毕飞雨道：“我以前在农村，我知道如果一块地化肥农药用多了，就会板结，上面的作物也会被‘烧死’。这时候要狠不下心来，把板结的那一层捣碎、犁烂，把下面的新土翻上来，那这块地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