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出了程定安这么一档子事，陆远想在家中待到正月初八自然是不现实的事，实际上只是过了年三十的大年夜，转天一早陆远就轻车简从、乔装易服的直奔南京。

他要先去找转运使刘元理通个气。

和陆远一起去的除了陆林几名家仆外便只有陆东了。

谁让后者是‘当事人’呢。

“这也太冤枉了。”

“做生意，谁能把每一个合作人的底细都去摸的清清楚楚。”

“更何况那个程定安怎么看也不像是日本人啊，漕商圈里都了解过，这程定安十几年都在浙直做买卖，有家有院，上能追溯祖宗、下能找到子女，怎么就成日本人了。”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着生意呢，通倭的帽子就从天而降啪的一声扣到脑袋上，这、这上哪说理去啊。”

一路上陆东都在喋喋不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冤枉、惊惧、自责、愧疚。

他觉得自己给陆远甚至是整個陆家招惹了一个大麻烦，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

通倭啊，那可是要杀头的大罪。

陆远能够理解陆东的心情，因此一直都是温言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