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这是从1919年孙中山便提出来的一个构想，当时还邀请了美国水利专家进行论证，论证结果是可行的。

后面整个民国时期长达三十年，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就没有停止过。

共和国建立以后，从1953年开始，多位领导就多次讨论酝酿三峡工程。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领导提议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对兴建三峡工程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请他们各抒己见。林、李两位早在1956年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对立观点的文章，争论激烈。

领导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反对意见的合理部分形成的。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再次提升日程。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多次向中央陈述了各自的主张，社会各界许多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发扬上一代领导对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传统，积极欢迎反对意见，尽可能吸取其合理内核。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报告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建议中央尽早决策。而1980年7月，老人从山城乘船观察了三峡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三峡工程的汇报，1981年又在听取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下决心，不要动摇！”，1984年上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

甚至于去年老人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华夏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也是在去年，上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进行了论证。

此次经过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论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再次上会。

就像一位领导所说的：任何意见‘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