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指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

儒家之理与佛老之理相比，是儒家不追求什么彼岸，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常上。对此陆九渊便说：“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常典，谓之彝伦，盖天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

“别有妙道”即指佛老之道，尽管佛老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具有“阴翊王化”的作用，但是毕竟不能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

陆九渊说：“此理(儒家文化)乃宇宙所固有，岂可言无？若以为无，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这是从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立场出发。

陆九渊强调人们不仅要明“实理”，而且还要重视“实行”。他说：“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学。”

学习的目的，一定要落实到道德践履上，否则就是欺世盗名的“虚学”，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学者应当“明实理，做实事”，“一意实学，不事空言。”

因此朱熹也曾经赞扬陆九渊的治学精神，说：“子静之门，躬行皆有可观。”

可见陆九渊时期的心学，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实学”，其出发点是为了纠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来，由于佛教、道教的大发展造成的士大夫阶层过分关注彼岸世界，轻忽现实伦常的“虚玄”倾向。也是为了纠正士人只关注儒家圣贤的经籍，忽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劣习。

说了陆，自然要说王。王阳明是明朝中叶的思想家，与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创立学说的思想家一样，他们提出一家之言，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且因为有一定的实效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如果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学说，早已被历史发展的大潮淹没了。

不过，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不同，故他们所反对、所提倡的学说性质也不尽相同。

王阳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朱熹的理学已经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学者都会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剧：他的学说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他的学说一旦被官方接受，则立即凝固、僵化、丧失面对不断发展的生活现实，以及不断调整、改造、发展的生命力。

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特性，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的性质的内在矛盾决定，朱熹的理学也是如此。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与那个时期大多数学子一样，也是笃信程朱理学的，“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是，循着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阳明在“竹子”上并没有格出天理，从此他转向陆九渊的心学。

他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