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京师，迎来了开春以来最暖和的一个晴天，街面上异常热闹。

从灯市口大街东面的二郎神庙广场向南折，乃是庙右胡同，向西正对的那边则是庙前胡同。这里是京师最为有名的斗蟋蟀的场所。

蟋蟀又名促织，斗蟋蟀的游戏源自唐代，到了南宋开始大盛。宋理宗时的奸相贾似道便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曾经专门写了一部《促织经》，就织类、辨色、抓捉、调养与斗技诸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

宋亡元兴，促织游戏由杭州传至燕京，元亡明继，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燕京之后，这斗蟋蟀的游戏，在这勋爵贵胄、绅士戚畹乃至纨绔膏粱所充斥的京师，已是历两百年而不衰。

尤其到了宣宗一朝，此戏已是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宣宗当年听说苏州地面出产上等蟋蟀，乃密诏苏州知府况钟捕捉一千头贡至京师。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苏州蟋蟀奇货可居。苏州卫中的武弁，逮一头蟋蟀的奖赏，竟然如同斩杀一个虏首。

曾有一个善逮蟋蟀的卫中小校，因蟋蟀逮得多而获得卫所百户的世职，算是前所未有的奇事了。而宣德窑中的蟋蟀盆子，也成了瓷器中的珍品。传至现在，区区尺五之盆，竞值数百两银子。当时就出了一首歌谣单道此事，歌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百货皆作贱，蟋蟀盆子俏。

由于宣宗的提倡，当时京师入秋以后，家家户户皆捕养促织，斗促织场也比比皆是。曾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歙县人阂景贤，写过一首《观斗蟋蟀歌》，专道京师斗促织的盛况。

隆庆之后，京城斗促织盛况虽不及前朝，但每当气候转暖，依然是赌门大开，半城如狂。而庙前胡同则是京城斗促织最为集中之处，小小一条街上，家挨家、户挨户，皆是促织斗场。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倒忘了庙前胡同的本名，而直呼日促织胡同。

这天晚上酉戌之交，促织胡同里华灯璀璨，人潮如涌。街上三十多家斗促织场，每一家都满囤囤的尽是人，其中最大的一家斗促织场，叫“飞腾楼”。

入门即是照壁，绕过照壁再入一道门，便是一间五楹大厅，乃是促织主斗场。正中摆一矮脚红木条桌，三把椅子，主斗双方主人打对面而坐，正中坐着的是店中牙郎，担当仲裁的角色。四周摆了许多长条凳儿，由里及外一层高过一层，这都是为观众预备的。

两庑靠里，以及楼上还有许多分隔的雅间，这是为那有身份的人备下的。他们既可以在此饮酒作乐，也可以互斗促织，如果主厅里的促织大战开始，他们更会参加下注。

须知所有进促织场的人，都是携带了银钱前来赶场的赌客。如果说促织街其余各家的赌客多半都是市井小民，那么这飞腾楼则是一掷千金的豪赌之所。曾有不少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的却只是倾家荡产的悲惨下场。

今晚在飞腾楼里摆擂台的，是一个名叫王登榜的人，从名字来看，他父亲想必很希望他能认真读书，将来名登金榜，然而此刻他的绰号却叫“促织王”，看来登榜是什么希望了。但是单听这绰号，就知道他在促织一道中的名气。

王登榜世代居住京师，从小顽皮泼野，读了三年私塾，连个《百家姓》都背不全，可是若论掏鸟窝、抓蜻蜓、训狗儿、逮耗子之类，他倒样样都是能手。打从九岁时玩起了促织，就一发而不可收，干脆逃了学堂一心鼓捣这虫子，父母奈何不得，只能由他去了。

王登榜十五岁时，就提了秸笼竹筒、蟋蟀盆子来这促织街上搦战，虽是小打小闹，却也赢多输少。此后又经过十几年历练，他终于混出个“促织王”的头衔，偌大京师，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过他。就凭着这宗本领，他居然也积攒起万贯家财，成了促织胡同里人人敬畏的王大爷。

酉时已尽，飞腾楼中灯火亮堂、人头攒动。只是大厅里红木桌旁的三把椅子却还空着。不为别事，只因王登榜在这里摆擂，已是一连赢了十二场。京师内外许多不信邪的高手都无一幸免地败下阵来，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王登榜的口袋，如今已无人敢来应战了。

店里的牙郎恐冷了场，站在红木桌前上齄着鼻子大声喊道：“席前各位老爷，王大爷说了，凡今个夜里应战之人，一律皆有让头。你道是如何一个让法？哈，只要你这位爷驯出的虫王能咬伤他的‘金翅雕’，哪怕只是掉了腿儿、折了翅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即便阁下的宝虫战死殉了身子，也算他王大爷输了，你就能拿到王大爷的一百两彩银。大家伙儿说说，这让头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