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听尹绅说道：“同理，贵主遇‘劫杀’，然而却在突厥境内，太后若问罪突厥，当初又何必和谈？若因贵主之故，兴兵北辽萧，反而放过潘逆叛臣，不利社稷，岂不有违大义？北辽萧虽与北辽耶律氏绝裂，二者却仍为一国，灭潘逆，有利社稷，威服北辽，更益社稷，反而太后若助耶律氏平定内乱，日后耶律氏与潘博再行兵犯，岂不是因私废公，反而于大义无益？”

    又评韦太后对死间的处置：“太后看来，区区刺客而已，生死无妨大局，恕其不死，反而能够推崇忠义，刺客听令于北辽萧，并非大周臣子，故劫杀贵主非乃刺客之罪，而为北辽之罪，恕刺客，罪北辽，方显是非分明，故何惧臣民质疑？”

    尹绅发挥完毕，阮钰叹服道：“原来如此，经郎君剖析，妾身方才恍然大悟，但又有疑惑，难道殿下营救贵主，反而是不顾大义，因私废公？”

    “若贵主和亲，真能促使两国修好长罢干戈，殿下当然不该阻损，然则事实并非如此，纵然贵主远嫁突厥，阿史那奇桑必定也会起兵犯周，营救贵主，并不会让势态恶化，既不伤大义，殿下若不顾贵主安危，岂非凉薄无情大失仁义？而韦太后，也不是真正以社稷为重，无非懂得操纵权术博取声名而已。”

    阮钰颔首：“妾身是彻底明白了，太后无论让贵主和亲，抑或宽赦死间，都是源于私利……贵主一直以来，不解太后为何如此狠绝，如今应当也会醒悟，盖因太后以利欲为重，然则如殿下，如王妃，纵然涉及权术诡谲，与太后却大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