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还是自给自足，大多数也只想安逸且只种田挣钱的国度，民众对新型的国家形态还有一个适应期，对监督官僚兴趣还没那么大，甚至还有些抵触，抵触朝廷让他们过多的参与政治，抵触朝廷过多的干涉他们的生活，而使得朝廷监督官僚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让官僚监督官僚，哪怕开国者朱元璋都已经给民众监督权，朱翊钧也承认了这项权利还有效。

但大多数民众依旧对皇帝和父母官是谁没那么感冒。

只有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普通士子，因为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又没有一个大家族聚居，而衣食住行也需要用工钱和补贴购买，才开始更加觉得这个国家是哪些人在管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才会比较多的愿意去监督官僚。

所以，朱翊钧也不可能指望百姓一下子就从觉得皇帝的江山于我何干这种家天下模式，转变到，知道国家机器运转是关系自己各种权益的这种模式，而只能一边开启民智一边用威权收拾时不时出现的各种坏事的官僚。

这里要提的是，官僚不仅仅是只有文官，锦衣卫与其他武臣，包括太监也属于官僚，也都是人。

另外，破坏秩序的官僚也不能用忠奸来分，因为往往很多忠于皇帝的官僚对秩序破坏也很大，毕竟他们可能只是忠于皇帝个人，对百姓没那么大的同情心。

总之个人是复杂的，但整个官僚阶级本身的确对百姓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而不是救世主。

朱翊钧也清楚这一点，他对官僚的期望也只是希望他们不要破坏自己要维护的秩序。

因为秩序不稳，就会礼崩乐坏，就会“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

但官僚阶级本身的贪婪，让这种破坏秩序的情况总是会出现，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熵增即混乱度增加总是会出现，他这个皇帝也就不能百分百省心，要时刻替天下百姓盯着。

就像朱元璋一样，要时刻的杀，不然你在上面懒一点，底下的官僚就会跟着懒一大片，也坏一大片。

没办法，这是百姓交给皇帝的责任，他们把处置和监督官僚的权力以一种不成文的约定，打包交给了皇帝，皇帝垂拱而治就是违背这种契约，是对百姓不负责。

故而。

朱翊钧这时没有懈怠摆烂之意，只站起身来说：“等叛乱平定后，要仔细分析这两次的事，进而对政策作出进一步的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