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狩四年，孝武皇帝采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笼罗天下盐铁之利归官，在各地设置国家的盐铁机构，任命从前以经营盐铁致富的人为吏；将原由豪富占有的产盐滩灶收归国家，由朝廷直接组织盐业的生产、转输与销售，并不借手商贩。官自煮盐，官自卖盐，产、运、销三项完全官营。

由此，天子刘洵又想到了后世隋唐时期的盐政策略。

后世隋朝开皇三年开始除禁榷、通盐池，盐井之利与百姓共之，既不行官卖，又免征盐税，实行无税制。到了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渐趋奢华，内兴工役，外事征伐，用度大增，遂乃横赋暴敛，然尚未及于盐利。自隋开皇三年起直至唐开元初年止，前后这一百三十余年间相沿未改，是为华夏盐业无专税的时期。

到了后世大唐年间，朝廷财用不足，唐玄宗采纳左拾遗刘彤的建议，逐步恢复征收盐税。宝应元年再变盐法，将第五琦盐法中的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又创设盐商特殊户籍，隶盐铁使，允许子父相承，世代为业。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寓税于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远乡僻壤商人罕到之地，官设“常平盐“以济其缺)。即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五大纲领。

再到了北宋之时，朝廷行官商并卖制，规定或官卖、或通商得各随州郡所宜。于是划分官卖区与通商区，大抵以沿海州郡为官卖区，内地州郡为通商区。在官卖区，盐斤听由州县给卖，每年以所收课利申报计省，而转运使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其盐业生产，则沿用唐代旧制，设立亭户户籍，专事煮盐，规定产额，偿以本钱，即以所煮之盐折纳春秋二税;于产盐之地设置场、监等盐政机构，从事督产收盐。雍熙年间，北方用兵抗辽，边储颇乏，乃缩小官卖区，扩大通商区，推行“折中法“。其法为:令商人输纳粮草至边塞，计其代价，发给“交引“;商人持赴京师，由政府移交盐场，给其领盐运销。庆历年间，范祥创行“盐钞法“。其法为:令商人交付现钱，买取盐钞，钞中载明盐量及价格;商人持钞至产地交验后，凭钞领盐运销。政和年间，蔡京创行“引法“。其法为:官府印引，编立号簿;每引一号，前后两券，前为存根，后为凭证;装盐以袋，每袋即为一引，限定斤重;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然后凭引至产地支盐运销。与范祥钞法相比，引不仅是支盐凭证，且为运输与销售凭证。故其批引、缴引立有手续，销引定有期限。南宋沿用北宋引法不变。终宋一代，虽盐制多变，然以行就场专卖为主，即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与唐制相比，仅增加一道商人买取证券(钞引)的手续;与此同时，对商人支取的盐类与销盐的地界也有了明确规定。引法既创，遂为宋以后各代所沿用(每引盐的斤重，历代不尽相同，大多在四百斤上下)。

天子刘洵靠在卧榻上，不断回忆着曾经看到过的史料，对于两宋时期的盐政虽然颇为赞赏，但是仍然觉得有些不足之处。

于是，天子刘洵便继续回忆着前世看到过大的史料：

再往后便是明代的盐政，循元旧制，仍行引法。

洪武年间，朝廷为抵御外患，筹备边储，仿宋折中之制而行“开中法“。其法为:由户部出榜召商，令其输粮于边塞或其它缺粮地方，朝廷收粮机关登记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钞投产盐地运盐使司换取盐引，持引赴盐场支盐，运赴指定地区销售。

明代的开中法以场盐官收为基础，仍属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故其产、运、销制度大率仍元之旧，而更加完善:全国盐政归属户部;在产盐大区设都转运盐使司，掌管一区盐政;盐场设场署，谓之盐课司，掌督产收盐;一区所属盐场甚多，乃于运司之下，增设分司，作为运司的派出机构，对分辖的盐场实行就近管理;复于运盐使之上，设巡盐御史一职，由皇帝按年特遣大臣，综理一区盐政大事。其煮海之民，仍编灶籍，官发盘铁，实行团煎;盘铁之外，复有锅锨，为团煎轮次未到时一家一户煮盐之具;所煮之盐，交场官收纳入仓，以备商支，场官付给工本米粮或工本钞。商人凭引支盐，例有定场，不得越场支盐;所赴销区，亦有定岸，不得越界侵销;其余验引放盐、查引截角、销毕缴引等手续，皆与元代同。